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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出自香港作家王迪诗,還原真實拉貝

  1. 南京大屠杀

張純如的書,曾經帶給我極大的震撼。震撼我的不止她的書,而是她「有什麼必要」去寫那些書。三十六歲那年,張純如吞槍自殺。一個能寫出《The Rape of Nanking》的鬥士,究竟是什麼會令她放棄生命?我翻到書的背後,那黑白照片上的張純如一副聰慧脫俗的容貌,烏溜溜的長髮迎著風,嘴唇倔強地微往上翹,那雙眼睛炯炯注視著遠方。父母為她起了Iris這個名字,Iris就是瞳孔,而她長大後真的就用一雙眼睛凝視那段殘酷的歷史不放,最後眼巴巴看著自己吞槍。

還原拉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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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屠殺,是抗日戰爭時期日军于1937年12月13日攻陷中華民国首都南京之后,在南京城及其郊区犯下的大規模屠殺、強姦以及纵火搶掠等战争罪行与反人类罪行。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调查,日军攻占南京后6个星期之内杀害的平民和战俘在20万人以上,日军攻占南京后一个月内强奸妇女约2万起,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军纵火烧毁
南京军事法庭提出遇难者总人数在30万人以上,这一数字在中国被普遍接受,并被刻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石壁上。而在日本,公眾對南京大屠殺的認識却存在着廣泛不同的情緒及觀點,尤其是保守派,認為南京大屠殺是被誇大、甚至是憑空捏造的反日外交工具,也有人認為否認南京大屠殺是歷史修正主義、否認主義的表現。具体到对遇难人数的研究上,日本学界的估计从二十万以上、四万人以上、到数百人不等,还有南京大屠杀“不存在”之说。由於日本人對南京大屠殺的意見有着廣泛的分歧,因此視乎講話者的觀點,南京大屠殺可能被稱為「南京大虐殺」、「南京虐殺」及「南京事件」等。中日之间對南京大屠殺等日军侵略战争历史的認識的分歧,是中日关系中存在的重要問題之一。

張純如在美國長大,畢業於伊利諾大學新聞系,再獲文學碩士學位。一個才華橫溢、充滿魅力的年輕女孩,活在自由的土地上,也許有人會問,有什麼「必要」去自找麻煩?的確,日本人的確在南京屠殺了三十萬中國人,舉行「殺人競賽」,鬥快殺死一百個中國人為優勝;日本人的確在南京強暴了超過三十萬名婦女,尤其偏愛在受害者家人面前把婦女強暴,這些都有大量文獻和圖片記載,鐵證如山,但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時候張純如還未出生,殺的不是她,姦的不是她,也許有人無法理解,有什麼「必要」去為一件陳年舊事,而且是別人的陳年舊事而把自己迫上絕路?我們活在世上,每分每秒都是緊張兮兮的,緊張我們自己。我快樂嗎?他愛我嗎?下期六合彩輪我嗎?我的兔年運程會好轉嗎?上個月的OT錢補足了嗎?關心別人的痛苦,對一些人來說是「不必要」的。「必要」的是自己。

在《南京!南京!》中的拉貝是一位白發蒼蒼的老人,但實際上,他在56歲時回國,怎麽會是老態龍鐘的形象?拉貝在南京為中國人所做的一切被一筆帶過,電影站在日本軍人的角度思考這次戰爭,對拯救了25萬中國人的英雄輕描淡寫,在整部電影中濃墨重彩的是拉貝身邊的工作人員如何努力,拉貝只是徒有其名,無疑對拉貝的功勞是一種埋沒。

【80年前的南京:蔣介石逃走前將自己的炮艇留下以示“統帥未走”】

资料来源:
维基百科-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殺

1997年,張純如二十八歲,出版了《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這是全球首部全面記錄日軍在南京暴行的英文著作,震撼了西方社會。那時,幾乎所有西方人都知道二戰中希特勒的罪行,但對日軍在中國的暴行卻聞所未聞。這本書連續五個月被《紐約時報》列為最佳暢銷書,與此同時,她的頭髮大把大把掉頭,日本右翼分子的恐嚇來電和信件無日無之,大批戰爭受害者找她訴說悲慘遭遇。可張純如的痛苦,又講給誰知?

在《拉貝日記》中約翰拉貝是一個熱愛中國的德國人,但是實際上他在中國二十幾年都不會講中文,他有強烈的民族優越感,對中國人的拯救不是出於民族的利益,而是在戰爭面前人性的表現。

戰不戰?這是80年前那個秋冬之交,蔣介石要做出的抉擇。

  1. 张纯如 与 <南京暴行>

二十五歲那年,張純如決定寫一本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專書,以填補英語世界對這件歷史的空白,她要世人記住這件事。大部分人二十五歲時還不知自己在做什麼,更多人到六十五歲依然搞不清楚。而張純如九歲時第一次聽到父母談起日軍的暴行,已經用心記住。大學畢業後,她再到霍普金斯大學寫作班深造。出版社找人寫錢學森傳,寫作班導師推薦了張純如。就這樣,她開始寫第一部著作《中國飛彈之父──錢學森之謎》。

《南京!南京!》掩蓋了拉貝的功勞,《拉貝日記》又把人物的光輝擴大化,並且將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細節化處理,那麽真實的拉貝是怎麽樣的呢?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张纯如 Iris Chang, 我非常欣赏的一位女作家. 说来羞愧, 第一次知道她还是在2004年, 南方周末上刊登的她的死讯. 她是第二代华裔, 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伊利诺伊. 曾经做过新闻工作者, 后来成为独立的自由撰稿人. 《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是她的第二部作品, 曾经登上过non-fiction类的畅销书排行榜. 2004年11月9日被发现在高速公路的私家车里. 用手枪自杀身亡.

有次,張純如在一個展覽上看到日軍暴行的資料,童年時聽過的種種霎時湧現。她跟出版社表示想寫一本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書籍,就算出版社不願意,她也會自己拿錢出版。她從美國飛到廣州,買到硬臥票到了南京,在當地專家的協助下逐戶採訪了倖存者。

納粹的身份

  當天,黨和國家領導人將出席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的國家公祭儀式。

南京暴行 The Rape of Nanking, 张纯如的作品, 也许行文习惯不符合太多中国人的习惯. 它不是文学作品, 它的每一个数字, 每一句陈述性引用都有明确的来源..看着密密麻麻的角标和每章结尾长达数页的参考目录, 我非常感动, 社会科学领域的专业人士, 也是可以具备这样严谨, 求实的风格的. 我相信这不是张女士一个人的特质. 文字克制, 尽力地做到了没有情感色彩, 还原真实.

後來,張純如在耶魯大學圖書館找資料時,發現了有關德國納粹分子約翰·拉貝的文獻。日本在南京的暴行,連當時身處南京的納粹頭目拉貝也無法容忍。他帶領二十多位外國人成立了南京安全區,拯救了二十五萬中國人!這位有情有義的納粹分子,甚至向希特拉遞交了一卷影帶和他目擊南京大屠殺的說明,游說他施壓促使日本改變對華政策,卻不得要領,反遭逮捕。二戰結束後,拉貝又因納粹的身份受到盟軍審判,失業潦倒,三餐不計。南京市民聽到這個消息後為他集資寄去食物,但拉貝熬至1950年便去世了。救了二十五萬人,臨老竟然「唔過得世」,如果好人有好報,那真就要待下一世了。

1882年出生於德國漢堡的約翰拉貝,在二十年代就已經加入了納粹黨的前身德國社會工人黨,在納粹分子中屬於元老級的人物,一度很受尊敬。他1908年就來到了中國, 1919年甚至還數次遭到了中國政府的驅逐,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中國也對德宣戰,而他作為德國西門子公司商務代表的身份則異常尷尬,才被迫回國休整。被遣返回國的第二年,拉貝回到中國,打著某中國外資公司高級顧問的名義做著掩護,直至西門子洋行中國總部在上海獲準正式開張。這段時間他受到重點監視,懷疑他多次來訪中國有著其他的隱藏目的,到國民政府在南京紮根並認可了西門子公司在華的權益之後,他才告別了「黑名單」,不再是「行跡特殊的人」。

  在紀念館的展廳墻上,有三句話——

The Rape of Nanking 的中英文版本:
http://www.douban.com/subject/1434471/?i=1
http://www.douban.com/subject/2245468/?i=6

張純如發現拉貝的文獻後,打聽得知拉貝一個外甥女在德國當教師,還找到拉貝當年寫給希特拉的報告和他在南京時記錄日軍暴行的日記。外甥女來到美國,向全球公開了《拉貝日記》。是張純如發掘了這位「中國的舒特拉」。

拉貝與大多從事情報工作的機構以及要員們都有著極為特別的關係,除了軍界人員之外,還經常接洽德國駐南京的軍事顧問團要員,以及以納粹黨徒身份鑲入日本軍界的遠東第一間諜佐爾格。日本人在歷史書上給他扣了個納粹間諜的帽子。

  第一句是南京大屠殺時救助過中國難民的約翰·拉貝所說,“可以寬恕,但不可以忘卻”。

南方周末相关报道:
维基百科-张纯如: 张纯如
张纯如纪念网站:

她想透過第三本著作《美國華裔史錄》,為華工討公道。接著又埋首第四本書,一本關於日軍虐待美國戰俘的書。那時,張純如已患有嚴重抑鬱症。當然,她自殺的真正原因只有她自己知道,但外界一般都認為與她寫作的題材有關。她把那些盡顯人性的歷史──血腥的、殘暴的、邪惡的,一一從深坑裡挖掘出來,這些都可能成為她抑鬱的根源。2004年11月9日,張純如把自己的白色轎車停在公路旁,掏出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而我們還在埋頭計算上個月的OT錢,然後問張純如:有什麼必要?(作者: 王迪詩 / 2010年9月刊於信報)

也正是這些復雜的身份與經歷,才使得拉貝的日記以及保護下來的大量南京大屠殺的資料被莫名質疑,很多文字資料都沒有得到更高的重視。原因在於,日本人在國際法庭辯稱「一個納粹黨徒的話,毫無說服力,不該被公信……」。

  第二句是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李秀英所說,“要記住歷史,不要記住仇恨”。

  1. FBI 女探员 自杀
    当时, 南方周末的那篇文章中 特别提到, 用手枪自杀是很少女性选用的自杀方式, 并特别对”抑郁症”这个普遍的解释提出不同看法. 并举出了另一位女性的例子: Patty Rust, FBI 探员, 在David Parker Ray连环虐杀女性的案件侦破后, 负责整理物证. 包括刑床, 各种用来折磨受害人的工具,录影带, 统计受害人的表格和很多草图 Rust 女士花了四天时间做完自己的工作. 回家后, 无法入睡, 吞枪自杀. 文章作者, 比较倾向于那些史料, 那些当年写书时接触的图片与文字, 给张纯如造成了不可逆的精神创伤, 终致摧折. 我赞同他的观点.

救世主再現

  第三句是原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法官梅汝璈所說,“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于把日本軍國主義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资料来源:
南方周末相关报道:
David Parker Ray:

1937年的冬天,國民政府敗退並撤離,南京宣告淪陷。一時間,大量的日本軍隊蜂擁至南京城內,開始了瘋狂的燒殺搶掠,頃刻間,南京城屍橫遍野。

  南京大屠殺過去了整整80年。日寇的殘忍、殺戮、慘無人道,無論日本右翼分子如何否認,都永遠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張建軍希望,人們記住的,不再僅僅是30萬死難者這個數字,而更應該是那段民族恥辱的歷史。“紀念館的研究團隊、其他研究這段歷史的學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形成了一批非常寶貴的歷史史料和研究著作。”這其中包括:南京保衛戰是一場什么樣的戰斗?軍事上是否戰至悲壯?政治上是否戰至最后?國之元首蔣介石為何表現出大量的矛盾性?一邊誓言保衛南京,一邊保留中日密談渠道,所為何來?一度坐鎮南京又最終棄城而去,何以如此變動?先是口諭撤退后又電令堅守,何以如此反復?一個“戰時領袖”的決心和怯懦,僅僅是個人的性格使然,還是包含著更深刻的歷史必然?

  1. 日本军人妻子 新婚 自杀

拉貝是在南京淪陷前匆匆從秦皇島結束休假趕回南京,很多人認為跑都來不及呢,回去趟這個渾水幹什麽,但拉貝認為,自己在中國生存了幾十年,這個國家的命運與自己已經無法再分割,沒理由在這種時候充當一個外籍身份的懦夫,所以,他堅持留下。在日本飛機整天瘋狂轟炸南京城內每一處目標時,大量平民喪失了庇護,拉貝偶然間發現,西門子公司一直所懸掛著的納粹黨旗能夠起到保護作用,他當即打開公司大門讓街上的上千百姓湧入,在納粹旗下保全了性命。

  一場民族浩劫留給今日中國的,不僅是悲慟的情殤,不僅是血色的塊壘,不僅是歷史的郁結,只有這些是不夠的,更應是國運的思考,道路的選擇,民族的奮進。

通常女性会采取的自杀方式是什么? 大概井上清一先生的妻子千代子女士有发言权吧. 1931年 大孤步兵第37联队井上清一中尉在大阪休假, 并有恋家厌战情绪, 千代子在丈夫睡去后, 试图用小刀切开喉管自杀, 由于缺乏解剖知识等各种原因, 迟迟未死, 在竭力不弄醒丈夫的前提下, 用尽各种努力, 终于在黎明时分死于失血过多. 井上清一先生醒来时, 发现躺在被血浸透的衣被上的是妻子尚有余温的尸体.
千代子有留书一封, “军人妻子之鉴” 鼓励丈夫. 井上清一后来也成为了以残暴著称的将领.

在拉貝以德國納粹黨員以及多重政治身份的威懾下,他逼原本對安全區實行運輸封鎖的日軍開閘放行,讓糧食與藥品能成功運抵,拯救數十萬人的性命。而且,他自己帶頭捐出存款,與眾人一起湊錢去向軍隊套購高價軍糧,以保證更多的人不被餓死、凍死。在這短短的幾個月時間里,拉貝每天睡眠不足4小時,糖尿病每天都發作,幾乎打光了所有的胰島素。他說,如果上帝非要結束他的生命的話,那務必先拯救下這難民營中仍在苦苦掙紮的二十多萬無辜百姓。

  以此,為南京保衛戰和南京大屠殺80年祭。

资料来源:
抗战时期非常话语

拉貝在南京的家中,密密麻麻地收容了600多中國難民,而他則自己掏錢奉養起了他們,讓每人都能在這個死亡了的城市里盡情咀嚼著生命的味道。他的行為是無私的,也是偉大的,他被人們親切地稱呼為「洋菩薩」,他成了這個無比黑暗的城市里最後一盞仍舊燃亮著的明燈。

  從北京坐高鐵到南京,進城之前,先過長江,江面寬廣,江水奔騰,如母親的手臂般環繞古城,確有“天塹長江第幾州”之感。可如果從上海前往南京呢?再加上從三面進攻的大軍呢?形勢立即陡變,長江阻斷退路,南京便成絕地,真正是背水一戰。戰不戰?這是80年前那個秋冬之交,蔣介石要做出的抉擇。

  1. 日内瓦公约

在1937年底至1938年初那段血腥恐怖的日子里,拉貝為了救護中國難民而日夜奔忙,竭盡心力,二次累得昏倒。他的一些事跡並沒有在日記中記載,如他帶著助手冒著生命的危險跑遍南京街頭,用照相機拍攝下大量日軍屠殺的照片,也搜集到了大量的屠城血證,並在1937年12月26日時,將這些重要的資料交到了德國駐日大使館情報分析員佐爾格的手上,希望能夠通過他的關係將這些文件交到德國政府高層以及日本朝野,以求得重視,對這種殘酷的暴行予以制止。雖然,他的目的並沒有達成,無論是德國政府還是日本政府都對此不屑一顧,但是身為前蘇聯秘密特工的佐爾格還是將這些資料復制了幾份,交給了德國戰時最高統帥機構,以及蘇聯社會主義政府那里才得以保存。

澳门皇冠金沙官网娱乐,  守不守

日內瓦公約是一些在日內瓦簽訂的或名稱中含「日內瓦公約」的國際公約的簡稱。
通常所指的「日內瓦公約」是1864年至1949年間在日內瓦締結的關於保護平民和戰爭受難者的一系列國際公約的總稱。
日內瓦(四)公約包括在日內瓦被陳述的四個條約,為國際法中的人道主義定下了標準。他們首要有關非戰鬥員和戰俘的待遇。他們並不影響在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公約覆蓋的武器的使用及1925年在日內瓦協議中在對氣體和生物武器的使用。

淒慘的晚年

  “嗚——呼嗚——呼嗚——”91歲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葛道榮,惟妙惟肖地向我們模仿起防空警報聲。這個聲音在他11歲那年響起,此后永遠地留存于他的記憶之中。

1949年4月21日至8月12日签署公约之各国政府全权代表出席
在日内瓦举行之外交会议,订立了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
并于1949年8月12日颁布新的公约
公约的实施日期为1950年10月21日
1952年7月13日 中国政府宣布承认日内瓦公约

1938年二月份,拉貝的糖尿病已經開始惡化,而且,由於拉貝對日軍的不斷施壓,以及他對日本暴行的不斷指責與控訴,激怒了日本軍界的要員們,強行要把他驅逐出南京,德國政府在接到日本方面的通報後,決定對拉貝召回,接受質訊。拉貝最終在將難民營托付給馬洛、沃特琳等十幾位外國人士,安排妥當後便回了國。

  那是1937年8月,淞滬戰役的序幕剛剛拉開,日軍的20余架飛機就沖到了國民政府首都南京的上空。第一枚炸彈在8月15日落下。光華門機場、中華路、雨花路、健康路、三山街……日機在南京鬧市區上空來回低空掃射、投擲炸彈。許多南京人甚至來不及做出躲藏的反應,只是驚愕地望向天空,就失去了生命。一日之間,古都淪為火海。此后,防空警報時時響徹在南京上空。

资料来源:
维基百科: http:// zh.wikipedia.org/wiki/日内瓦公约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

在回國之後的不久,拉貝被黨部的人調查,並封鎖了他與外界的一切聯系。而拉貝沒有接受警告,陸續在德國漢堡、墓尼黑、漢諾威等市多次發表演講作了數場關於日本人殘酷非人的戰爭行徑的報告,在遭到軍警驅逐後仍舊堅持抗爭,因而被蓋世太保逮捕,並被限制人身自由,在確認無太多罪名可立之後,他又在家中被軟禁,被特工監視。後來,在拉貝被捕的事件影響逐漸擴大化之後,納粹分子將他列到了黑名單之上,隨時可能被秘密處決,拉貝沒有屈服,反而是一再執拗地抗爭著,不斷地喊著要回中國,回南京。

  1937年7月17日,“ 七 七 事 變 ”后,蔣 介 石(1887年—1975年)在廬山發表講話,號召全國軍民抗日。

  1. 本人 女性 非战斗人员 中国公民. 我爱我的国家,并忠诚于她. 我在某种程度上信任我的政府,并希望它有能力保护我. 如果在有生之年遭遇战争, 我会做我应做的事情, 其中最重要的, 是保证自己的生存和繁育能力, 为战后重建贡献力量.

在納粹政府被推翻之後,拉貝也沒有因此而重獲自由,居然又因自己的納粹黨元老的身份被逮捕,重新投入到了監獄。借助來自中國方面的擔保信件以及大量的證據後,拉貝被暫時性釋放,但仍被列為重點觀察對象,但卻沒有想到,在英國方面拘禁並審查他了之後,前蘇聯方面又再度把他丟進監獄,在最後一次離開監獄之前,拉貝的糖尿病已經嚴重到了極為危機的地步,隨時會終結他的生命,也正是因此他才會被釋放。但他入獄的消息傳到南京後,南京還是掀起了一個不小的捐款熱潮,人們傾囊相助湊齊了幾千美圓,才將他贖出監獄,恢復了半自由的身份。

  在日軍的炸彈下,蔣介石也不得不東躲西藏。他每天輪換著在清涼山、中山陵四方城、中華門城堡等處辦公、休息,不得安生。相比之下,民眾的適應力是驚人的,墻圮壁頹中,南京人迅速恢復了生活的節奏。當時有外國記者寫了一篇報道《南京在空襲下》:“南京的居民,現在是那么的習慣于日本飛機的空襲了……一聽警號響起,都那樣談笑自若地走入地窟中,互相估計被擊落的日機的數目……在這樣的情形下,日機要達到他們的‘炸毀南京’的目的,那真是談何容易……南京雖然時時有炸彈襲來,然而南京的居民,卻鎮定得如同住在上海租界上的人一樣。”

  1. 一个健康的机体, 遭受创伤时, 会很快的聚集起自己的力量, 在伤处附近形成新的更生组织, 直至愈合. 或许会在表面留下难看的疤痕, 但至少已是康复的证明.
    南京, 或许是我们从未愈合的伤口.

拉貝的晚年十分之淒涼,在1950年,也就是抗戰勝利的第五個年頭他就逝世了,當時無人知曉,沒有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動,他的墓碑上也僅只書寫下「一個好人,一個不屈的人,約翰拉貝」。他所做的,所寫的,所成就的,幾乎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部分,但他從來沒有認為自己是個英雄。

  這種鎮定,隨著持續3個月之久的淞滬會戰失敗而消逝。“11月11日,上海市長發表告市民書,沉痛宣告上海淪陷,這意味著南京保衛戰被提上日程。但當時在國民黨高層中,南京是棄是守,意見不一,蔣介石也拿不定主意。”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蔣介石研究者楊天石告訴《環球人物》記者。

參考資料:

  蔣介石在他位于南京中山陵的官邸連續召開了三次高級幕僚軍事會議——在會議上,蔣介石不僅決定了南京的前路,還改變了一個人的命運。

姜克夫編著,《民國軍事史略稿(第一卷)》

  第一次高級幕僚會議是11月13日至14日,出席會議的只有軍政部長何應欽、軍事委員會常委白崇禧、軍委會辦公廳主任徐永昌、大本營作戰組組長劉斐等。劉斐在會上力主“象征性的防守”“守是守不住的”,應該“適當抵抗之后就主動地撤退”。他的意見得到了白崇禧的支持,何應欽和徐永昌也隨即附和。眼見傾向棄城的意見一邊倒,蔣介石只得表示:“南京是國際觀瞻所系,守是應該守一下的,至于如何守法,值得再加考慮。”

葛天,《我所知道的孫元良》,《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19卷》,460-470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中國文史出版社

  第二次會議是11月15日至16日,除了前次參加者外,又增加了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軍委會執行部主任唐生智、南京警備司令谷正倫等人。在這次會議上,主流意見還是棄城。李宗仁視南京為戰術上的絕地,“敵人可以三面合圍,而北面又阻于長江,無路可退”“不主張死守南京”“讓他徒得南京,對戰爭大局無關宏旨”。倒是唐生智態度堅決地表達了反對:“南京是我國首都,為國際觀瞻所系,又是孫總理陵墓所在,如果放棄南京,將何以對總理在天之靈?因此非死守不可。”蔣介石總算聽到了守城的意見,但仍猶豫不決,難下定論,只是說:“孟瀟(即唐生智)的意見很對,值得考慮,我們再研究吧!”

《人民日報-華東新聞》,2005年07月19日第2版

  第三次會議在11月18日晚上召開。這一次蔣介石不再聽取眾人的意見,開門見山地說:“南京是我國的首都,又是國府所在地,經過十年締造,為國際觀瞻之所系,又為國父陵寢所在,斷不能不戰而退,拱手讓敵,這樣對國內外都說不過去,應當死守。”眾人聞言,趕緊附和,守城決策一錘定音。江蘇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王衛星對記者解釋道:“蔣介石要通過守衛南京向國際社會、中國民眾表明政府絕不屈服和投降的態度。如果他主動放棄,會在政治上造成惡劣影響,對民眾的抗日決心也是沉重打擊。其實單純從軍事層面上考慮,保衛南京是一場必敗的戰役,但從政治上考慮,這是一場必敗也必須要打的戰役。”

《二戰間諜史》,日本朝和出版社

  蔣介石隨即問道:“誰負責固守南京為好?”回應他的,是死一般的沉寂。蔣介石不得不激將道:“如果沒有人守,我自己守。”此言之下,唐生智站出來表示:“委員長,若沒有別人負責,我愿意勉為其難,我一定堅決死守,與南京城共存亡!”

《魏特林筆記》、《二戰遠東法庭審判記事》(法、英、德)

  唐生智“自告奮勇”地守一座守不住的城,打一場打不贏的仗,把自己的性命、聲譽放在了歷史的車輪之下,其志凜然。但在他所寫的文章《衛戍南京之經過》中,這份凜然的背后,另有隱情——“蔣介石這樣來將我的軍,我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因為第二次會議結束后的次日,蔣介石約他“出去看一看”。兩人一路走一路談,到了由國民黨精銳部隊教導總隊駐守的陣地,蔣介石感慨道:“這個地勢,應該有辦法。”唐生智則回應道:“現在從上海撤下的部隊傷亡很大,新兵多,沒有幾個老兵,任務是艱巨的。”下午,蔣介石又去找唐生智。這次他不再兜圈子,明確地說:“關于守南京的問題,要就是我留下,要就是你留下。”唐生智只得答允:“你怎么能夠留下呢?與其是你,不如是我吧!”

  唐生智的自述得到了參加南京保衛戰的教導總隊隊長桂永清的印證,“后來由(蔣)校長親自到唐生智家里勸說,唐生智才勉強答應擔任守衛南京總指揮的任務”。在最后表態的會議上,一些參會人員看到唐生智“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蹲在座椅上”“一會兒跳下來,馬上又蹲上去”,顯得“不太正常”。若唐生智的自述屬實,蔣介石這是把可以預見的南京保衛戰失敗的責任,轉到了唐生智身上,唐生智心知肚明,故而坐立不安。

  11月20日,唐生智正式出任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張貼布告,宣布戒嚴。南京進入戰時狀態。

  逃不逃

  在唐生智走馬上任的同一天,國民政府正式發表移駐重慶宣言:“凡有血氣,無不具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決心。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此后將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斗。”

  遷都的準備其實早已開始。當年10月29日,淞滬戰役接連失利之際,蔣介石就已召集政府工作人員召開了一次遷都動員會。在其《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的講話中,首次提議遷都重慶。此后,他頻繁在日記中提及遷都相關事宜:“與林(森)主席商遷都問題”“決心遷都于重慶”“本日處理遷都部屬”……

  在蔣介石的一條條“部屬”下,整個南京變成了搬家的世界。按照計劃,撤退的順序是先黨政軍機關,后工廠、學校、商店等。往日繁華的大行宮、花牌樓、太平路一帶變得十分冷落,軍政人員的家屬逐漸疏散,國民黨要人在陵園新村的公館基本騰空,北京路、山西路一帶政府要人的住宅也大多人去樓空,人員、物資拼命向下關碼頭和江南車站集中。曾經燈紅酒綠的夫子廟唯剩一泓清水,秦淮河上的歌聲不再唱,明遠樓上的鐘聲不再響。

  對于“部屬”之外的普通民眾來說,唯一的生機系在逃離南京的船票上。據王衛星介紹,當時一張船票比原價高出四五倍,輾轉過手的黑市票甚至高出十數倍,“有錢人可以買到船票離開,下層民眾哪有錢,而且他們平日就靠種田、挑擔子、賣苦力過日子,沒什么關系網,讓他們走,也不知道該往哪里去。當時留在南京沒有撤離的,大部分都是下層民眾,他們逃無可逃。”無錢無力逃離危城的民眾,只能像無頭蒼蠅一般亂竄,“城北的百姓往城南搬,城南的百姓往玄武湖搬。玄武湖的百姓往鄉下搬,鄉下的百姓往城里搬。搬來移去,好像他們離開原來地方就可以得到無上安全保障似的”。1937年《時事半月刊》刊登《我們鋼鐵般的國都》一文,描述了這樣一幅亂世景象。

  蔣介石倒沒有搶著搬走,而是忙于調兵遣將,布防南京。南京地區的主要作戰部隊起初僅有3個軍,總體戰斗力薄弱。淞滬會戰后,撤退下來的殘部陸續回到南京,成為守衛南京的補充力量。蔣介石又電令云南部隊趕來參加保衛戰,但是路途遙遠,這支部隊還在路上,南京就淪陷了。

  南京大屠殺史與國際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員盧彥名對《環球人物》記者分析道:“守衛南京的部隊從派系上來講是中央軍、廣東軍和川軍3個主要派系,以中央軍的主力部隊為主,以其他地方軍為外圍。他們大部分剛從淞滬戰場下來,士氣零落,裝備損失、人員傷亡很大。到南京后,很多部隊靠臨時征集壯丁和學生來補充兵源。這些新兵大多連名字都沒登記、也沒經受訓練就上了戰場。后來我們要統計殉國的將士有多少,都很困難。當時的局勢是兵臨城下、箭在弦上,沒有辦法了。”

  蔣介石將防守南京的方針表述為:“南京守城,非守與不守之問題,而是固守之時間問題。”11月29日,在親率唐生智、桂永清等高級軍官視察紫金山、天堡城等陣地時,蔣介石對守城官兵承諾道:“南京東南一帶山地利于防守,北部有長江依托,形成天然要塞,至少可以守衛兩個月。有了這段時間,便可以整編新的生力軍。只要南京能守住,我將親率云南部隊前來解圍。”盧彥名認為,蔣介石的基本方針是“短期固守”,但真想固守一兩個月,單從軍事層面考慮,不僅需要中國方面指揮調度有方、三軍用命,還得指望日本方面多犯錯誤,是個“一廂情愿的想法”。蔣介石如此布防,“實際上是把籌碼壓在了國際調停上”。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蔣介石與日本正在通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議和。

  求不求

  在紫金山北麓的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紀念館內,豎立著一排排黑色的烈士墓碑,上面鐫刻著數千位抗戰期間犧牲的航空烈士的名字,其中有6個蘇聯名字與南京緊密相關——蘇聯援華的最初6位烈士全部在南京保衛戰期間犧牲。“當時在國際上,蘇聯是唯一表示愿意積極支持中國的國家。在11月28日的日記中,蔣介石在‘注意’條目下寫道:‘俄機已到,尚可圖挽救戰局。’他將蘇聯出兵看成挽救南京危局的唯一希望。”楊天石說。

  早在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就寄望“國際公理之判斷”“一方則訴之國聯,請其根據國聯之盟約,為公正道義之處置,以保障‘世界和平’”,終致東三省迅速淪陷。此后華北危機日益深重,他仍希望依靠保障列強在華聯合統治的《九國公約》來干涉、制約日本。時任國民政府外國軍事顧問團團長法肯豪森將軍曾勸蔣介石:“華盛頓之九國公約,實際早成廢紙。中國茍不自衛,無人能出而拔刀相助。”但蔣介石仍對“國際裁決”“國際調停”抱有幻想,在日記中寫道:“解決中倭問題,惟有引起國際注意與各國干涉。”

  1937年10月5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在芝加哥發表“防疫隔離”的演說,把侵略國家比喻成蔓延的傳染病,指出“為了保衛國際社會的健康應當加以隔離”。這是美國第一次公開宣布要放棄“孤立主義”與“中立主義”政策。次日,美國國務卿赫爾發表聲明,譴責“日本的行動違反了國際關系所遵守的準則,同《九國公約》和《不戰條約》相抵觸”。這讓蔣介石欣喜若狂,在10月7日的日記中直呼“此皆于我精神助力甚大,惟以軍事局勢不能轉入主動地位為可慮耳”。他認為以美國為首的國際聯盟和“國際公正人士”終于要付出實際行動了。

  但羅斯福的“防疫隔離”觀點沒能得到國會同意,美國最終僅選擇對華予以道義上的支持。與此同時,德國納粹緊逼西歐,英國提心吊膽,自顧不暇,對遠東的中日戰事毫無興趣。11月在比利時召開的《九國公約》會議上,蔣介石抱以最大期望的美英兩國,借口“不介入戰爭”,相繼讓蔣介石失望,蘇聯成了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負責蘇聯國防的伏羅希洛夫元帥,曾請到訪的中國代表張沖轉告蔣介石:在中國抗戰到達生死關頭時,蘇聯當出兵,絕不坐視。這句承諾,極大地增強了蔣介石堅持抗戰的決心與信心。11月30日,蔣介石致電伏羅希洛夫及斯大林表示感謝,希望蘇聯實踐諾言,出兵相助,“中國今為民族生存與國際義務已竭盡其最后、最大之力量矣,且已至不得已退守南京,惟待友邦蘇俄實力之應援,甚望先生當機立斷,仗義興師”。

  蘇聯確實提供了支援。盧彥名說:“蘇聯的支援航空隊第一次援華作戰就是在南京,但很多人不知道這一事實,以為是到武漢后才有蘇聯空軍參戰。此外,蘇聯還支援了一些物資。然而,這些支援對于南京保衛戰而言,實在是杯水車薪,無關大局。”而且,在與蘇聯外交和軍事人員的交涉過程中,蔣介石頗為不滿。他在日記中憤然寫道:“求人不如求己,今觀蘇俄武官態度之驕慢,更覺求己之要矣”“晚見俄武官特德文,態度居慢,可憎可嫌,敗仗之時,遭人陵侮,蓋如此也”“倭俄以中國為戰場,以中國為犧牲品”“靠人之事必害多而無益也”。

  事實上,蔣介石真正期待的也不是這些杯水車薪的援助,而是蘇聯“仗義興師”,大舉對日出兵。12月5日,他等候已久的蘇聯回電終于發來,內容讓他大失所望:時機未至,蘇聯不便對日出兵。當日,他在日記中不得不承認殘酷的現實:“對史大林覆電之研究,蘇俄出兵已絕望。”

  走不走

  1937年12月4日,南京城內一片大戰將至的景象。尚未離開南京的市民王文杰描寫道:中山門附近,“城門只剩半扇開著,其余的都已用麻袋,水泥管、鋼條”填充堵塞;孝陵衛、麒麟門等沿途高地,“我軍已布置好堅固的陣地,炮手在那里試炮,傳來隆隆的響聲,京湯路的中心,埋了很多地雷,預料敵人進攻時,至少可以給他一個重大的打擊”;虎踞關內,“工兵們正在挖掘工事,前進曲唱得貫徹云霄”。

  為了安全起見,蔣介石已從東郊陵園的四方城臨時住地搬到城內清涼山林蔚別墅暫住,“還沒有走的意思”。但隨著蘇聯拒絕出兵以及南京東南門戶句容危急的消息相繼傳來,他終于到了不得不走的境地。12月6日,蔣介石在日記“雪恥”條下寫道:“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三年組織,三年準備。”他決定離開南京。

  那一天的清晨,他帶著唐生智、羅卓英、桂永清等人,分乘十幾輛小轎車,從黃浦路官邸出發,前往中山陵晉謁孫中山陵墓。一路上只有荷槍實彈的武裝部隊,沒有行人,車行甚緩,能看到梧桐落葉已鋪了滿地。在中山門外綿延的山坡上,幾十幢國民黨高級軍政要員的郊外別墅,都已人去樓空。中山陵所在的紫金山,作為扼守南京的要沖,已褪去了往日的幽美,披上了由鐵絲網、鹿砦和各種防御工事做成的偽裝。蔣介石的隨從副官蔣恒德后來回憶:眼見這一幕幕,蔣介石“神情悵惘,滿面郁悒”。

  拜謁中山陵后,蔣介石為提振士氣,在鐵道部一個不大的會議室里,召開離開南京前的最后一次軍事會議,對所有列入南京保衛戰戰斗序列的部隊少將以上將領發表講話。他的講話持續了1個小時,頗為推心置腹:“南京是中國的首都,為了國際聲譽,不能棄之不守。”“我們如不守南京,總理不能瞑目于九泉之下。”“首都已是一個圍城,我愿意和大家共同負起守衛的責任。”“現在各方面的戰爭形勢,都在繼續發展,我不能偏于一隅。所以,責任逼著我離開,這在我內心是感到異常的沉痛。”“守衛首都的歷史使命,現在已交給唐將軍和諸君了,我們應了解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大家都能夠達成任務。”“我在外面,也自當調動部隊,來策應首都。”會場氣氛沉悶,悲觀的情緒始終籠罩著眾人。

  12月7日凌晨5時,在明故宮機場,蔣介石乘坐“美齡號”專機離開了被10萬日軍圍困的南京城,飛往江西。臨行前,他將自己乘坐的炮艇留在了下關江邊,以示“統帥未走”,好安定南京的軍心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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